颜炳罡：重构儒学学科 到底要培养什么人？
很难想象，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争议，传统文化又重新回归到中国的话语中心场，尽管很多问题仍未形成基本共识。
回归传统是否就意味着复古？如何厘定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糟粕？到底该如何连接传统与现代？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在本土性与世界性、连续性与时代性的辩论中，能否有效弥合百年裂痕，“返本”之后，开出新的枝叶？
不管你持有何种立场，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官方和民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越来越自觉和主动。而正式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战略，标志性的文件就是2017年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文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的“重点任务”里，引发讨论最热烈的，是如何将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不妨再读读《意见》中这段文字：
“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创作系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建设。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研究制定国民语言教育大纲，开展好国民语言教育。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摘自《意见》第三部分“重点任务”第二条）
上文加粗部分一个关键词——“学科建设”，给当下基本参照西方学科体系布阵的中国大学教育，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改革创新现行大学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相关学科？
问题并非现在才提出，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学者、包括开办了国学院、国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高校，就多次呼吁过应该给国学“办户口”、高校应开设“国学教育”专业以培养中小学校的国学师资、国学应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儒学应成为一级学科，如是等等。2016年以刘学智、朱汉民、王钧林、舒大刚、颜炳罡为代表的知名学者联合倡议“中国高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还在学界和媒体引发广泛讨论，被评为年度十大文化热点事件。
只是彼时，两办的《意见》还没有出台。
时隔近一年，2017年3月5日，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在现代大儒马一浮主持过的“复性书院”，舒大刚教授再次邀集相关学者，研讨儒学学科建设与教材编纂。为尝试构建中国儒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次的中心议题，已由“儒学能不能成为一级学科”递进为“如何建设儒学学科”、“儒学学科如何排课、教材怎么编”。
在获得主办方授权后，凤凰国学特推出深度专题《名家策论：儒学若成一级学科 如何解决现代性？》，择要刊发此次座谈会的核心内容，欢迎学界同仁及广大网友参与讨论。
以下为本专题之五：
山东大学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颜炳罡
颜炳罡：我觉得儒学学科的设立和儒学教材的编写，要围绕着一个中心，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在现在这种条件下重提儒学成为一级学科？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它有存在的合理性吗？是现代的学科分类不合理了，你来拾遗补缺？还是说你完全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够论证出儒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这样一项事业，我觉得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要复古回到前人的那个状态去。传统的所谓的儒家的学科体系，无论叫做道学、经学、或者什么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面对当下的这种现实。以往传统的学科体系已经被人们淡忘冷落，不知道了。而今天是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主宰当代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时代。如何在新的条件下重构儒学学科，才是我们的挑战所在。用王钧林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创举，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是在新的时代下的一种传承性的创新。
这就需要我们在设立这个体系时紧紧围绕着培养人才这个中心。舒大刚教授让我谈谈儒学学科建设与儒学人才培养。我说这里边有一个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这两个问题。
那我们培养什么人呢？我想了想，我们应该是培养这几方面的人才，一个方面是培养传统文化的人才，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儒学，尤其是儒学的研究者。再一个就是培养文化的创新者。再一个就是培养儒学或者说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者。文化要一代代传承下去，现在又叫做传承与发展工程。第三个就是培养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躬身实践者、弘扬者、信奉者。我们今天所培养的人，在中国的没有任何高校的任何学科，无论是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任何一个也没有研究儒家的学者多。你要翻遍全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去看看，研究什么学问的人才最多？研究儒学的人才最多。但你今天的问题是儒家在社会，儒家在民众当中有多少信奉者和躬行者，说我是孔子的信徒，我是儒学的信徒，还有几人敢说？你可以和佛教，可以和基督教相提并论吗？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就是要培养儒学的躬行者、传承者和信仰者，这也是今天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和责任。大家都知道佛学院还在培养着佛教的信徒、居士、高僧大德，每个省都有一个佛学院。山东有位大法师邀我到他的佛学院里去，他要建立佛学院。他有一个很宏大的规划和目标，找新加坡的建筑设计师设计的，非常漂亮。这个和尚说他这一生要在世界上建5个类似这样的佛学院。他说颜老师你来给我当佛学院的执行院长，他去当院长。我说我是孔子的信徒，我来当你的院长这还了得。你佛家也不愿意，我儒家也不愿意。那是不可能的。
此外，道教有道学院、基督教有神学院，那培养儒家信奉者的学院在哪里？大部分是培养儒学文献的研究者、整理者，职业的学者，我觉得以后的学科应该承担（培养儒家信奉者）这样的使命，这是别的所没有的。
这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再一个是如何培养的问题。
如何培养我觉得就牵涉到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组织管理等方面。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教材建设的问题，还没有牵涉到师资队伍、组织管理。这个学科怎样来进行运作，怎样进行组织管理的问题还没有牵涉到。学者们勾画出来的教材体系，它是不是合乎二十一世纪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这样的教材体系是否合乎儒家学科培养人才的特点？教材设计必须根据要培养的人来进行规划，在我看来，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好的。儒家学问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讲究通体达用，如果儒家有体而没有用，就完全变成一个形而上的思辨之学了（这个当然也很可贵，也很有必要）。
儒家非常重要的一课，比如说修身课，要不要？这里面包括非常重要的一块——中国传统家教、家风类的内容，家庭本身就是一座学校，我认为它是需要的。
中国现在社会面对的基层管理，儒家的乡治，从古到今都有，我最近比较关注它，因为我在面对着乡村。我觉得乡治，也就是社会管理这方面的内容也欠缺。我们在用的方面还是要增加一些，可以再继续讨论。儒家还非常强调“知行合一”，我们的教材设计应该让学生学了能用。我记得范仲淹的二儿子叫范纯仁，他说的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六经无一字是虚言”，每学一个字，都要落实到身心身行当中去用。他说我这一辈子只懂得两个字，一个是“忠”，一个是“恕”，这两个字我就用它一辈子。所以我们如何落实，把我们的教材内化为学生、培养对象的精神世界和他自己能够躬行实践，能够身体力行的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
再一个，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培养应该是传统的书院模式和现在西方的分科教育的有机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把传统书院的精神、书院的教学模式、书院的导师制度、书院自主讲学的精神等优势有机地发挥出来。我常想孔子那时讲学怎么讲的。如果《庄子·渔父》的记载是真的话，“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是这样一种教学方式。我们今天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在下面看手机，成了这种状态。学生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就没了。所以儒学教材的设计应该是让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主动性，学生学习的探究性，让学生主动地学。老师是引导，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如果我们的儒学学科做的和现在的分类学科是完全一样的话，也就失去了我们应有的一种意义。要把传统的书院模式和现在西方的分科教育实行有机结合。所以，我非常赞成读经典，读原典，经典诵读。我觉得让学生直面圣贤的教诲，比把我们咀嚼过的东西给学生，在学生的大学阶段，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更多地展开和学生的切磋讨论，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培养学生的模式，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儒学学科成立了，大家要看哲学系还要不要开儒家哲学课、中文系还要不要开儒家的人文课，古典文献学系还要不要儒学的文献学，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我们学科设计的一个挑战，如果他们还要开设，和我们的不同在哪里？我们独特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独特的意义在于：现在的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开的儒学课，他们更多地是培养儒学的研究者，而不是培养儒学的传承者和信奉者。我们所做的可能就会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一个深的提升。
所以说，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儒学的知行合一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涉及的内容。当然，我们在设计这些课时，要合乎现代教学的需要。我们要分好哪些课是必修的，哪些课是现选的、哪些课是选修的。我们设计的课程内容很多，这样分好类，才能和现在的分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